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国家治理运行体系的老化、臃肿化？基于在日本和越南的调研，最近我写了两篇文章。（《当你老了，增长慢了》《越南观察：应对两种老化的挑战》）今天这一篇，回到中国。
为什么把三国放在一起比较？
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，中国是39.1岁，越南是32.4岁，印度是28.1岁，整个非洲是19岁。中国在中间，所以是“中年中国”。
当然，如果严格按老龄化社会标准（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%，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%），我们已属老龄。
把日本、中国、越南放在一起比较，有意义吗？
看了关于日本文章的朋友们反馈：
“说句不道德的话，日本在养老上花的钱实在太多了。”
“一个社会把钱花在老人上还是花在小孩上，区别很大，美国是儿童的天堂，日本是老人的天堂。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活力和经济增长有霄壤之别。”
“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导致老人最有钱，而不是最有创造力的中生代最有钱。日本老人掌握财富和话语权，日本商社的高管全是七老八十的老人，而我们（指中国）最有活力的企业家都是四五十岁。人人都会老，都有机会体验年功序列制的好处，从一生而言，大家都是公平的，这就是日本制度的社会基础。日本有个调查，67%的人认为年功序列制公平。公平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。”
看了关于越南文章的朋友反馈：
“全世界人口超过1亿的发达国家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美国3.41亿人，一个是日本1.24亿人，美国人均还在增长，日本开始显著下滑。其他发达国家都是些小国。越南要成为发达国家，谈何容易，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很不错了。20年后，越南2亿人，要成为发达国家的难度越来越大。只有世界霸主才能把几亿人推到发达国家的高度。”
于我而言，把三国放在一起观察是因为，三国都属东亚/东南亚范畴，和西亚的资源经济不同，都是靠人的勤劳，靠经济高度外向化，靠制造业大量出口，只是层次有所不同。
中日的相似还表现在，日本曾经是“世界第二”，中国现在是“世界第二”，而且都遭遇了“世界第一”的阻击。中国遇阻的时间注定会更长。
从增速看，中日都是持续增长的典范。日本1956年到1970年GDP年均增长9.7%，1975年到1990年为4.5%，90年代后急剧跌入失落期。中国从1979年到2023年年均增长8.9%（同期世界为3%），2024年为5.0%。
中越经济体量不可同日而语，但也有相似处。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，越南的发展路径被不少经济学家称为“迷你版中国”，只是晚了若干年。越南从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“革新”开始改革开放。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，越南在2007年加入。过去十年，越南每年经济增速在6%到7%左右（受疫情影响的2021、2022年除外），去年为7.09%，今年目标为8%，正处于增长快车道。
和日本比，中国人口更年轻，在互联网、AI等方面有更多创新。但面对老龄化社会加速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负债率上升，日本显然是值得解剖的样本。
越南增速快于中国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基数低，但越南最近进行了一场“重整江山”的行政区划和政府体制改革，对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有所借鉴？
我关注日本和越南，隐含的想法是，中国未来的发展，既要用好债务，为老龄化社会的福祉托底；也要用好改革，转变政府职能，降低行政成本，以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。
中国今天的形势，可以用100年前毛泽东在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所写的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来形容。船到中流浪更急，“中年中国”现在既是战略机遇期，也是各种风险挑战压力的交织期。
如何渡过中流？毛泽东在对这首词的批注中说：“击水：游泳。那时初学，盛夏水涨，几死者数，一群人终于坚持，直到隆冬，犹在江中。当时有一篇诗，都忘记了，只记得两句：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。”
一则坚持，一则自信，或许正是今天当有的精神气质。

好的保障与好的债务
对日本“失去的三十年”，有中国学者总结为“五低一高”：经济增速持续较低、价格水平持续较低、消费增速持续较低、利率水平持续较低、私营部门杠杆持续走低、对外出口持续较高。
这都是事实。但还可以补充一些新的数据：日本的国富程度（国家整体净资产，指住宅、工厂、土地等加上金融资产，再减去负债）已连续8年增长，2023